科技越发达,“单身狗”越多?

生产力的提升让个体越来越易于生存,家庭经济功能的重要性逐渐消散,单身人群日益庞大,长此以往,婚姻制度会消失吗?单身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吗?

2019年3月30日,广州潮州,牌坊街上拍婚纱照的情侣。图/视觉中国

   【本文原载于财新网】大约是五六年前,不时有女性朋友托我帮忙找男朋友。这些朋友无一例外有着非常好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基本属于“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人群,却陷入“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烦恼。那时我接到这类委托,只是感慨一下:这个社会真是阴盛阳衰啊,难道优质男同胞的数量已经衰退到不足以匹配优质女性的地步了吗?

  不过,数年过去,我发现当年这批朋友,虽然不少还是单身,但似乎已经不再为结婚烦恼,而是在享受单身生活。生活中的直观感受告诉我,中国单身和安于单身的人越来越多。作为前社会学爱好者,以及关注新消费的投资人,我开始看一些和婚姻、家庭有关的数据。

  比如,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结婚率一直在下降,从2013年的峰值9.9‰降到2018年的7.2‰;与此同时,中国的离婚率则自2002年开始连涨15年,从2002年的0.9‰,一路攀升到2017年的3.2‰,直到2018年才回调到3‰以内。这是民政部的数字,统计口径是以当年登记结婚或离婚的数字,除以当年的总人口。

  显然千分之几的数字看起来“不过瘾”,媒体们更喜欢用另一个指标来报道:“离结比”,即拿当年登记离婚人数除以当年登记结婚人数(个别媒体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干脆把这个指标命名为“离婚率”)。按照这个口径,中国的离结比近年来已经达到40%左右,和“单身大国”日本相当,也就是说,中国每10个人登记结婚的同时,就有4个人登记离婚。而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比例较高的地区,这个数字已经大体在50%左右,局部地区甚至超过了60%

  这些令人胆寒的数字,本身也成为中国人口红利不断下滑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已婚家庭的生育意愿下降)。那么,习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我自然不愿放过探究这个问题本质的机会:单身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吗?倘若这个趋势为真,它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历史考察:从部落到家庭

  众所周知,婚姻与人类的历史并不相始(是否相终还不确定)。人类已有百万年以上的历史,但婚姻制度的存在时间也就在万年左右,当然,婚姻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表征。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断,家庭起源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提升,由此产生的财产剩余需要考虑继承问题,而家庭(主要指父系家庭)为了确保继承权由其血亲享有,需要婚姻制度来保证血统纯正。

  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婚姻制度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契约。这种经济契约在中国又衍生出金融属性,即“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和实践将养育后代视为一种投资,收益则在本人年老失能时提现,而跨期配置恰恰是金融工具的重要标志。金融学者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中指出,社保正是“孝道”的经济实质,可谓一针见血。

  几年前,我们内部在拆解“共享经济”时,曾以生产力跃迁为分界线,把人类发展历史粗略分为四个阶段来考量: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如果分别考察这四个阶段的底层生产力、工作对象,并将与之对应的家庭形态相结合,就会得到下表:

 

          

 

  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和高度不稳定,加之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只有以部落为单位才能有效存续。可以想见,在“为了部落”的时代,私人生活和个体自由,就像私人财产一样稀缺。

  而到了农业社会,粮食的稳定生产让一支家族就可以单独存活。但是,由于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关键影响,小家庭还无力单独对抗灾荒歉收、主劳力意外损失等风险,因此需要家族内部的互相接济。所以,在农业社会存续期较长的中国,除了纵向跨期配置资产的“养儿防老”机制,还有横向跨人配置的族产、义庄等社会保障机制。

  小家庭的独立源自工业革命。农业社会生产力的长期低态稳定造成内卷化,个体被牢牢锁在家族里,只有产能发生量级跃迁的工业化,才能真正击碎大家族的桎梏。工业化时代,一个双职工的小家庭,领取的薪水不仅足以购买粮食实现温饱,还有盈余广施消费——这就是工业生产力对农业生产力的降维打击。而与工业化如影随形的城市化,则令基础设施的效率改善,使得就业空间和消费门类也较农业社会呈指数级扩容——这是题外话。

  大约100年前,鲁迅先生发表了对旧社会和旧文化的历史拷问: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还有巴金先生通过《家》、《春》、《秋》这样的大部头小说,描述年轻人对封建大家庭的叛逃和彷徨——这些都不过是生产力不足的悲鸣。

  若是放到中国工业化大跃迁的20世纪90年代,翠花出走到了深圳,有机会从打工妹成长为厂长,甚至是董明珠这样的产业领袖;或者再晚20年,小强出走到了北京,则可能从搬砖小哥成长为MC天佑这样的KOL

  喜欢听MC天佑喊麦的年轻人,可能从未读过易卜生或鲁迅,他们甚至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要愤怒地提出娜拉出走这个问题。在文化学者看来,这或许是令人痛切不已的肤浅和倒退,但仅以个体自由论,这些年轻人比娜拉或高公馆里的后生们有更多选择权和发展空间。

未来展望:单身时代来临?

  到了信息社会,一个人大体可以无需婚姻伴侣的支持,就能完成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前三个社会的生产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无论是狩猎、务农还是工厂劳动,都非常依赖体力,与之相比,信息社会的工作对体力的需求则大幅下降。沟通协调、数据处理、内容输出、创意创新……这些信息社会的关键能力,已显著向女性倾斜。

  众所周知,婚姻制度除了经济契约这一内核,还有一个要件是男权主导——毕竟,女人总归知道孩子是否己出,是否有婚姻制度并不影响财产继承。所以婚姻的底层逻辑是男性利用旧生产力下的财产优势,对女性的性规范。

  但在信息社会,不仅新生产力足以养活个体,其组织生产的关键能力还在向女性倾斜,广大经济独立的女性无需再出于经济考量而加入削足适履的婚姻,婚姻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剩下的婚姻需求动因,诸如生理需求、情感陪伴、社会文化等等,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时间迁移,与婚姻的挂钩也开始松动。

  现在还只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社会1.0,伴随AI崛起,到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社会2.0,婚姻制度将会更加脆弱不堪。试想一下这个并不遥远的未来:绝大多数体力活都被机器人做掉,连大部分代码都用不到码农,男性和女性在“劳动”这个问题上变得更加平等,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出现女性对男性的不平等。

  在此背景下,撸铁增肌则已基本失去生产力基础,成为一种古典主义美学行为。男性偶像也已普遍中性化,这正是女性地位崛起、新生产力下重劳力不再主流的表征,或者是对未来人类走向更深度的单身状态、甚至“雌雄同体”的隐喻。男性对此下意识的不满则再次印证,道德和审美机制的进化往往滞后于生产力进化——这也是一种落后生产力的悲鸣。

  未来在生理和情感陪伴上,人工智能或许比人类更胜一筹——毕竟,机器人没有我执,不会有原生家庭阴影和个性缺陷,更加不会背叛,还能基于深度学习在和你的互动中变得越来越贴心。与之相比,为了对抗寂寞而寻找有缺陷的人类伴侣变得非常不经济,也可能成为古典主义美学行为。繁衍后代的方式则随着生物科技的进步层出不穷,唯独无需婚姻。届时,恐怕连婚姻制度所塑造和依仗的道德伦理基础,也会发生大尺度的位移。

  放眼全球,其实单身浪潮早已在更为发达的欧美日社会来临。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2017年披露:2015年美国16岁以上人口中,单身占比约50%;而在众所周知的“宅男国度”日本,20-24岁的男性单身率高达94.2%25-29周岁的男性单身比例为71.1%30-34周岁的男性仍然有接近一半比例是单身。博报堂2017年的调研显示,到2035年,日本15岁以上的人群将有一半单身。中国则在“奋起直追”,国金证券研究部门引用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适龄单身人群已达2.2亿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

  当下的生活中,“单身狗”已经成为单身人群的自嘲词汇,而随着单身浪潮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婚姻的“政治正确”逐步消解,会不会使单身成为主流、结婚成为非主流呢?或者说那时的婚姻,与今天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呢?这些“科幻”的内容,还是留给时间去回答。

商业机会:家庭功能社会化

  回到现实,站在在单身生活已然寻常的今天展望一下,会有哪些趋势可能到来呢?可以预见的“新家庭生活”有四个层次的表现:一是单身人群数量会扩大,二是有伴侣不结婚的人群数量会扩大,三是结婚不生育的人群数量会扩大,四是结婚且生育的人群的家庭消费方式也会有变迁。这四类情形带来的后果,一言以蔽之,就是家庭功能将不断社会化。

  历史上,家庭功能已经在逐步社会化,比如农业社会家族的私塾被学校取代,家族农地被工厂和公司取代,亲戚之间互相资助部分被银行取代,赡养老人部分被养老院和商业保险取代等等。随着家庭形态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社会化的进程将会显著加快。

  为便于表述,我们将家庭所涉及的个体分为三层:中间层定义为“轴心人群”,轴心人群一般会有父母,可能有子女。

  首先分析轴心人群。传统的轴心人群通过婚姻寻求家庭功能的满足,包括性生活、繁衍后代、情感陪伴、经济合作等。

  受制于法律环境和公序良俗,性生活在单身时代的变迁目前主要不是社会化,而是自助化,这可以从淘宝情趣用品销售数据得到验证,这类消费呈现出大众消费普及和小众消费升级的双重特点。

  繁衍后代的需求,随着试管婴儿、代孕等技术的成熟,精子库、卵子库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少同性婚姻/伴侣已通过这一方式获得下一代,同性婚姻或非婚产子也并无不同,繁衍行为和婚姻甚至伴侣脱钩毫无技术障碍。

  情感陪伴是个难点。我们通过对在线社交行为的观察,发现年轻一代的情感陪伴需求已不限于伴侣和好友,而被众多产品多样化满足,包括偶像、KOL、视频和游戏等娱乐产品。即便是人对人的社交,年轻人对“即时聊天”的轻陪伴需求,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局部替代重陪伴的趋势。不久前看到报道,讲日本已经有帮助宅男提供脑袋放在少女腿上接受摸头发安慰的服务,不由感慨日本服务精神之深度和细致。而夸夸群、语音陪聊这类低价、易获取的产品,似乎更适合庞大的中国市场。

  其次看看轴心人群的父母。家庭对这个群体的功能主要是赡养,还有亲情陪伴。鉴于单身人群的扩大将大幅削减家庭内部赡养资源的供给,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是无可置疑的,不管是在家养老,还是养老院养老,都将依托社会和商业力量进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奢望更加自我的新一代人群会在陪伴老人上投入太大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老有所乐”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

  最后,看看尽管有萎缩危险,但仍然有相当存量规模且被政策强力鼓励的轴心人群的子女。首先,轴心人群子女的定义可能大大外扩,除了轴心人群自己亲身生育的子女,可能还会包括非传统方式诞生的后代,甚至可能包括轴心人群的宠物。没错,在情感陪伴功能上,宠物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无所不能。它可以替代伴侣,可以替代子女,也可以替代子女的兄弟姐妹或朋友。正如它实际的社会功能,围绕宠物的消费至少在品类上已经和他们的主人自身不相上下。我预测唯有当技术含量相当高的实物情感陪伴机器人的出现,才会对宠物构成强劲竞争。

  然后,鉴于年轻一代爱自己可能甚过爱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他们子女的越来越年轻的爷爷奶奶,似乎也更乐于享受退休生活,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把“抱孙子”视为天伦之类而乐此不疲。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对针对小朋友的养、教服务,仍然会有一波大的发展。

  婚姻制度如此重要,对它的任何讨论都是有风险的。我曾把本文展望的远景推演给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听,她说假如这一天真的到来,她宁愿去死。但我不可以,作为一名风险投资人,我的工作是坚守在创新经济的船桥上保持瞭望,而尽量避免在第一波浪头涌来之时就在道德或审美上轻率评断。毕竟,时刻打磨理性是我们的天职,而理性觉察的事实告诉我们,变化未必都是坏事,就像摆脱了孝道式养老保险的亲情更纯粹了,谁能说免于婚姻制度束缚的人类不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呢?

  作者为合鲸资本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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